2008年6月3日，新浪网邀请从地震灾区归来的一线记者——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中国新闻周刊科技部主任方玄昌以及长期关注外媒报道的美国普度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王坚博士做客嘉宾聊天室，讲述
灾区见闻以及相关故事。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新浪绿丝带在行动特别报道《赈灾有我真情访谈》，我们的口号是“每一个你都是抗灾最前线”。现在介绍嘉宾，我身边这位叫贺延光，他是一位名记，也是一位老记者，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平，您好》照片就是他拍的，旁边这位是美国普度大学传播系副教授王坚，这位叫方玄昌，是中国新闻周刊地震报道前方负责人。今天我们将围绕贺老师在前线带回来的30张照片展开话题。
现在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张照片，就是贺老师拍摄的，这张照片是在？
贺延光：北川县城的一部分吧，这是大地震发生已经第7天了，救援人员还不放弃寻找生命的努力。
这一张是19号全国哀悼日时，因为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全国哀悼日，参加救援的武警部队在一个非常大的废墟上树立一面国旗。
主持人：我们也感觉到这次赈灾特别强化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
贺延光：我觉得这次从媒体到读者，到公众，整个国家，甚至到政府，我感觉到比任何一次对生命的感触都要重，因为向所有遇难者降国旗，在我的印象中是第一次。若干年前有过一次，是我们牺牲了三个记者，那还是一个国际的政治事件，但是作为灾难来讲，尽管我们《国旗法》早就有过明文规定，但是这一次终于把《国旗法》的条文，在我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来了，我想对死者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主持人：王坚老师，您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又是传播学教授，我觉得您肯定也非常熟悉西方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您怎么看我们设立的哀悼日，和强化的国家意识？
王坚：哀悼日一下子就把美国人跟四川灾区的群众，以及全中国人民的感受连接起来了，让他们顷刻之间想到的是9.11那种共同的悲哀，对国家的命运，对国家发生那么大一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感情，感觉，感想等等，化作一个很强大的凝聚力。
主持人：如果一定要比的话，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国家意识，或者说国家自豪感哪个更强？
王坚：我个人觉得在灾难当中表现出来的国家意识，都是相通的。这次美国的民众通过媒体了解中国的地震救灾过程，通过哀悼日，通过跟9.11的联想，拉近了距离。另外，觉得怎么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那么快，而且这么有序地进行赈灾。最集中能体现的，温家宝总理几个小时之后已经在现场了，救援部队很整齐的服装，给赈灾定下一个非常好的基调。
方玄昌：我个人认为在灾难之下，星条旗的降下和五星红旗的降下，共同的一点是它跟政治没有关系，只是人类的一场灾难，美国人当年的灾难和中国人这次的灾难，在某个层次上已经跨越了国界，是一样的，都是人类的一种灾难，也就是那么多德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他们都跟咱们一样流泪。都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如此渺小，让大家觉得无助，全球一块儿流泪，其实不仅仅是这样，我个人认为灾难造成的惨景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类天性中最辉煌的一面给唤醒了。我当初进入北川的时候，我自己被唤醒了，我觉得中国人久违的一些辉煌之处这次被彻底唤醒了，这是我所看到的。
贺延光：网上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这非常好的体现了中国人在危难时刻的意识。而且从国际社会来讲，也是把我们这场灾难当成人类的一个共同灾难，我们国内是这样，尤其在最初阶段，在抢救生命这个阶段，我就觉得中国人可以说是万众一心，也许我们平常对很多问题有不同的意见，有很多争论，但是在这一刻我们都放下了，挽救生命，把我们集合起来。
主持人：贺老师谈到，拍新闻照片的时候尽量不拍到脸。为什么？
贺延光：摄影或者摄像是用形象来表达新闻的一个工作。对摄影师来讲，对我自己来讲，在现场往往就是非常两难，选择画面两难，第一，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灾难，有很多人伤亡，这种伤亡是触目惊心的，你能不能把这个真相告诉你的读者；第二，你在现场必须要有所选择，你在镜头跟前还要有所忌讳，不能把什么东西都血淋淋的、一览无余的呈献给读者，因为你要考虑到死者的尊严，读者的接受能力，所以真相和尊严中间，对记者来讲有时候是非常折磨人的。
这次媒体就是第一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大家，如果新闻是非常透明的，不管这个灾难多大，我相信读者一旦知道真情之后，他们会去知道怎么做，实际上这次对灾难的报道是前所未有的透明，前所未有的公开，它的结果也是让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团结一致，共同面对灾难。
主持人：刚才我发现方老师的一些观点和贺老师的不太一样，贺老师说我就是要反映真相，哪怕在大灾害面前，刚才方老师讲的时候，可能会去参与救人，是不是跟你们两个的职责不一样，方老师要拍照，您可以边救人也可以边写稿子？
方玄昌：这可能也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做新闻记者客观和理性一直以来是一致的，就是你要保持客观，你就必须要保持理性。但是这次灾难中我觉得体会到了一个矛盾，有的时候后方的那种全然的理性，反而在我前方看来是不客观的，当我们前方记者全部陷入一种感性。我后来思索，也许我们是更客观的。因为事实上这个场景在非理性的状态下，要说出来可能是更准确的。
主持人：没有理性怎么能够准确表现呢？
方玄昌：但是整个场景已经到了一种难以让人保持理性的地步，我进入北川一开始是保持理性的，到了后来我没法保持理性了，等我回来之后，写稿子的时候仍然处于一种极度的哀伤，悲痛之中，我觉得当初的描述是更真实的，当初我写了一篇文章，我描写了一些非常赤裸裸的血腥场面，我当时把它描述出来了，这个描述是一种非理性的描述，因为从理性的思考角度来说我不应该描述这么血腥，尽管它是非暴力导致的，但它依然是非常血腥的场面，不应该让大家看到，可是我还是让大家看到了，我自己认为应该让大家知道，在灾难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无助，我用了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生命的尊严和人类作为一种特殊物种所一贯持有的那种优越感，被彻底瓦解了，彻底粉碎了。我期望用这段文字把大家带到这么一种场景里面去，去感受一下。
主持人：我听方老师一说，我又站在方老师这方面了。
贺延光：我觉得主持人是不对的，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分歧，你谈到救人还是拍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新闻界讨论了多少年。我的观点就是非常简单，如果现场有人在施救，你就可以做记者的工作，如果现场就是你一个人，需要救援，拍照片就不重要，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讲这个理性问题，就是说作为新闻记者，平常我们受的训练，冷静，客观，但是我们到那样的现场是冷静不下来的，因为你看到那种场景，你的眼泪会哗哗的流下来。
主持人：您哭过好多次？
贺延光：不只一次，所以跟我去的一个报社的同行，比我年轻得多，他说贺老师，你经历了很多事件，包括战争，包括灾难，非典，我没想到你怎么也会这样？我说我也是人啊。实际新闻记者第一，他是一个人，他平常要去分担大家的快乐，这个时候必须要承担别人的痛苦，如果这点没有的话，我认为新闻是写不好的，做不好的。
主持人：贺老师，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倒不是探讨救人和做新闻之间的选择，我就特佩服您的那个冷静，您依然能很冷静地在想，说我要怎么角度，或者是我抓拍的时候可能都有一个瞬间反应，是一个什么创作理念？。
贺延光：理性不了，我的理性就是，想办法选择一个好的角度，把这个故事讲清楚，我不会直接对着逝者的面容去拍照。
主持人：您觉得拍照就本身是一种不尊重了？
贺延光：不是，看你怎么拍。比如说，在现场我没有发现，但是我听说，有的摄影师拍死者的面目，拍得很近，我觉得这不是你的职责，这是刑事警察的职责，你是新闻记者，你为什么要拍这个特写，你为了什么，为了表现你的勇敢，你什么都不怕吗？我是不赞成的。
我也不赞成，比如说，电视直播一个受难者经过100多个小时被救援人员抬出来了，但是当时现场的画外音，我们听到有人，不知道是摄影师还是摄像师，在喊，“招招手，招招手！”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作为媒体，为什么为一个镜头去制造现场呢？而且那个被救的人，生死一线间。所以俄罗斯救援队对新闻记者发脾气是有道理的。但是今天不是说你表扬我，我表扬你，我们要讨论问题，在灾难面前作为一个媒体记者，作为一个人来讲，理性也好，感性也好，都是可以让人理解的，但是不能出圈，不能有杂念。
记者和狗仔队是应该有区别的。
方玄昌：我个人是这么看待的，医学里面有一种原则，叫不伤害原则，就是给你动手术的时候尽可能给你少造成伤害。在这么大灾害面前，作为记者，作为新闻工作者也应该遵循这条原则。我听说有记者跟难民争抢冲锋舟，当时我的想法，如果我在场，看到记者有跟难民抢冲锋舟，没什么好说的，我把他抓起来扔到水里去，那时候没法保持一贯的理性。
主持人：再看看贺老师的照片。我还有一点特别搞不清楚，建筑为什么这么碎？
贺延光：震中最剧烈的地方也有些楼房没有倒，歪了，斜了，酥了，但是没有垮，没有垮意味着可以逃生，但是很多楼瞬间倒塌了，我觉得楼的建筑质量问题无法回避，楼支撑两分钟可能孩子、老百姓都能跑出来……
方玄昌：这个我现在回到理性的角度来说了，北川的老城区建筑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我后来猜测可能有几方面原因，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那个楼可能比较老了，但更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山体滑坡下来，把所有的房子像骨牌一样往下推。我站在广场的时候往那看，还有一栋楼竖在原地，我们最后离开到北川拜祭的时候看那栋楼还没有倒，那栋楼是比较新的。另外我看到一个路边的场景，凡是砖瓦结构的楼基本上全部倒塌，而钢筋混凝土稍微好一些。现在看尽管是挨得非常近的地方，一栋楼竖着，一楼趴倒，也不一定就说明那栋楼质量多好，有一定的偶然性的。
对于像北川、映秀这种比较特殊的剧烈震中破裂的地方，可能你很难去衡量哪一栋楼的质量好还是坏。
建筑的质量问题在这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些楼不倒，基本上可以证明它的质量是不错的，但还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倒了，并不能完全证明它质量就真的很不行，它可能比较差，但未必就比竖在那个地方所有的楼都差，这个不一定，它在必然性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偶然性，我觉得理性的思考这个问题是这样。
主持人：现在换个话题，谈谈人的命运。继续讲您的照片。
贺延光：这也是在医院走廊了，这个孩子不到2岁，刚会走路，他指头已经截了，但是孩子并不太懂，虽然他是从灾难里生还的，但是孩子那种不懂事的天性会很快表露出来，这个父亲和他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主持人：您是一直跟着他去的吗？
贺延光：没有，我是到这个医院，他已经做完手术了。
主持人：这个就是背着儿子回家的图片。
贺延光：这是非常让人动情的一个故事，我们往映秀镇走的路上，老百姓逃难，部队救援人员往前开，我突然发现一个男子背着一个孩子，手脚都看得出来，但是脸部是用毯子包的，我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死去的人，后来这位父亲说是他的儿子，走到比较平整的地方了，孩子的母亲找了一个木棍，绑了一个简陋的担架在抬，他们从学校抬到家里有25公里的山路，走了将近10个小时才回到家，就是要让孩子在家里过一夜，一路上千辛万苦，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这个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是一个村的自然组，因为哀悼日，我一进他们这个地方抬头就发现一个竹竿，像是降半旗，但是不是国旗，后来问了一下他们，他们也知道全国哀悼日，没有国旗怎么办，就找了一块红布替代国旗降半旗。我给他们十几个人照了一个合影，孩子的母亲抱着相框，相框里是孩子生前的照片。这画面里前排端着土豆的妇女，她的儿子29岁，到今天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主持人：她为什么要端土豆？(照片里一位老人端着土豆)
贺延光：没有土豆了，先把地里的土豆挖出来。
主持人：我看他的精神状态也有问题了。
贺延光：她孩子生死现在还不知道，没有消息。
主持人：这两天我们也访谈一些心理学专家，说现在除了救助少儿之外，失去孩子的母亲也需救助。
贺延光：你比如说我拍的这个母亲，抱着镜框的母亲，因为在山下碰见她的，她后来认出我们来了，她当时觉得很不好意思，因为几天前第一次跟她见面的时候态度非常冷。这天见到我们，觉得那天对不起你了，跟你们那么说话，我说没有关系，为什么她态度不太好呢？找了两天以后，儿子找到之后遗体弄不出来，都被水泥板压着，但是求了很多人，跪下求大家帮忙，但是人们都是匆匆而过，她就觉得很伤心，后来父亲找了一个镐慢慢把儿子刨出来。后来我就跟她讲，我说救援人员刚开进来，他们要先救活人，受伤的人压在底下，但是一看孩子已经去世了，慢慢再说，她也很理解。非常让我感动的是母亲在下面正和村长说话，说什么事呢？听说有很多孤儿，说我能不能收养？在商量我的孩子不在了，我再生一个也没有必要了，如果能让我认一个或者两个，我都会像对我的孩子一样。非常朴实的一个老百姓。
主持人：这是当地的信息平台？(图片显示是绵阳九州体育馆贴的寻人启事)
贺延光：我们叫灾民安置处，是一个几万人的，外边都贴满了寻人启示，因为大的灾难突然而至，很多家庭死活不知道，很多都走散了，有关方面包括把医院住院的名单，还有寻人，成了一个寻人墙，很多灾民在一行一行看我的亲属。这个灾民点还是不错的，是我所有采访灾难中碰到最好的一个，他甚至为灾民解决了洗澡的问题。
主持人：王坚老师，地震灾害过来以后，您跟前线回来的朋友这样聊过吗？
王坚：没有，第一次。
主持人：我聊过，但是我觉得今天还是特别震撼，一个是贺老师的这些照片，还有就是感性的方老师，讲了很感性的话语。
王坚：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两位老师，在采访过程中，灾民愿意跟记者进行交流，还是躲避你们，刚才你举那个例子，一开始好像也有些距离，但慢慢的……
贺延光：总体来讲灾民都愿意讲，都愿意把他的情况告诉你，不管是中国记者，还是外国记者，若干年，中国人很回避记者，或者说见了记者之后要讲什么样的话。我觉得这次灾民和媒体之间，这个障碍很小，也有，也有不让你拍照，比如说我在医院里边，病房里都是受伤的孩子，有的孩子一看镜头，他们见的记者太多了，就烦，他父亲就说，你不要拍了，我碰到这样的情况就马上不会拍了，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讲，灾民对媒体来讲，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距离的。
方玄昌：我所见到的灾民基本上是主动跟我说的，讲他们的故事，而且当时让我非常震撼的是他们几乎亲人都没有了，可是跟你讲的时候就像咱们现在讲话一样，非常平静，你丝毫看不到他脸上有什么悲伤，一点看不出来。后来我跟心理学家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这是一种短暂的麻木状态，这种状态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是心理学家目前面临着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群人非常麻木，麻木之后有一部分人会带有一种愤怒，他由于不能保持真正的理性，这个时候他会愤怒于为什么这个地震就发生在我头上，没有发生在别人头上，为什么在第一时间我们没有被救助，有一些人被救助了，我的亲人为什么没有被救助，等等等等，他们都会有一些愤怒。这个愤怒也构建在他看起来非常正常的思维之上的，就是他没有足够的哀伤他才愤怒，这是让普通人没法理解的，也是让心理学家非常头痛的问题，因为心理学家对这些人要花非常多的精力慢慢帮他们调节，让他们把本来应有的哀伤先找回来，然后再慢慢调剂。
贺延光：我知道的也是，一个父亲找9岁的儿子，找了两天了，最后和救援人员挖出他的孩子来了，他说就是，就是，然后他去用手机给孩子脸照相，我当时很吃惊，我说这个人怎么要这么照相呢？他也没有穿救援衣服的制服，后来有的人马上就告诉我，这是他的父亲，已经参加了两天救援了，眼里一点表情没有，没有眼泪，后来把孩子抱出来，擦，洗，最后裹在一个薄被里系上，这整个过程是没有表情的，让我都非常吃惊，我的眼泪都下来了，但是他没有眼泪，直到马上就要送到运尸车里了，门一打开，还有两米就到了，突然抱着孩子“啊”大哭，就跟喊一样，可能我们说着眼泪已经流干了，当我们见他的时候他不见得是流泪的。但是我想救援也许第一阶段过去了，但是重建可能是几年或者十年的功夫，但是心理这种伤痛的抚平恐怕一辈子。
主持人：几位老师，今天的访谈快要结束了，下面让贺老师讲讲这三张照片，解放军，我们最可爱的人。
贺延光：这是发现了一个生还者，但是要把这个地方清理出来用了十几个小时，这个人被压在这儿，不能动，救援人员先给他戴上头盔，他身上还有尸体压着，上边又是水泥，这是最后救出来的情况，救出来以后家里人很感谢。
主持人：按照每次嘉宾访谈，最后各位嘉宾说一点自己的感受，方老师先来吧。
方玄昌：刚才谈到解放军这个话题我讲一个故事，我采访了一个老师，她是363医院的大夫，麻醉科主任，她和丈夫是第一时间第一批医疗队奔赴北川的，12号晚上到的，她跟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13号早上开始下雨，那时候碰到一个伤者，是一个婴儿，被两个解放军从废墟里面救出来的，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跑着出来，这个小孩交到医生手里的时候已经气绝，但是两个士兵不相信，因为当时孩子的身体还是软的，当医生告诉两个解放军，孩子已经死了，两个解放军当场跪在他的面前，医生，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他，这位医生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不停地给孩子做抢救，尽管她知道这样也是于事无补，孩子的妈妈从后方跑过来，医生面对这三个人，两个士兵和孩子的妈妈，然后她把小孩交还给两个士兵，痛哭着跑了，她说在大雨倾盆之中，因为雨水已经把孩子脸上的血水和泥土冲洗干净了，非常漂亮的小孩，但是脸色苍白，嘴唇苍白，那么可爱的一条生命在路上已经死掉，两个士兵却不相信。她非常清楚的体会到这两个士兵抱着这个小孩的时候，跟自己刚刚新生的一个生命出生抱在手里是一样的，可是这个生命在路上已经消失了，她难以承受这样的情况。从那以后到现在，她一直沉浸在这种哀伤之中。
主持人：谢谢，王坚老师。
王坚：我没有故事讲，我还是从美国来看这个问题，对整个中国的形象，或者在美国民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在美国整个报道当中，美国观众和读者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有一个更加正面的印象，因为之前一说到中国的事，基本上就被人权问题给占领了，现在通过这个事件，美国人从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整个赈灾的活动当中，看到了一个非常友善，坚强的中国形象，这让他们非常赞赏，非常感动。
主持人：贺老师。
贺延光：我觉得在灾难面前，人们需要相互搀扶着，相互鼓励着，而且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是受灾者，我们在北京，我们远离灾区，我们应该想到这种救灾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甚至不是几个月，我觉得我们这种状态对这种关爱、关心、帮助这种状态应该持之以恒。
方玄昌：是的，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人们不要太快的遗忘，这种灾难里面反映出来人性的辉煌不要太快的消失掉。
主持人：我今天实际感触也挺深的，我原来也曾经做过记者，现在也是媒体人，我原来就有两个座右铭，一个是莎士比亚说的，作为一个记者应该在你的墨汁里有足够的胆汁，另外一句话，如果你被别人从门里推出来，你就再从窗户里爬进来。但是今天我觉得还有一句话让我感触非常深，你是记者，你不是狗仔队。不管在现场感性也好，理性也好，我们做到了客观真实，再有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水准，我觉得只要你把报道拿回来，你就是一个好记者。谢谢三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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