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兰手印”是2005年6月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遭遇洪水袭击，105名小学生在洪灾中丧生的一个细节图片。此图片作为新闻图片见报后，尤其是在刊发媒体做了质疑并还原事实真相后，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关注。

　　“沙兰手印”虽是记者的误判，编辑的误发，读者的误读，但它的社会影响远远超出了事件的本身，这便是它作为一张新闻图片在读者中引起的轩然大波的原因所在。然而，就是这张有争议的新闻图片，在2005年9月平遥国际摄影节上，又被冠以“新锐”的头衔以展示，再一次误导读者。把一个原本不属于事实的东西硬要张冠李戴，作为新闻，加以渲染，这应该是故意造假。近年来，一些假新闻图片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却得不到应有的打击和处罚，这暴露了新闻打假机制的缺失。因此，本文拟从“沙兰手印”的真相，透视假新闻图片存在的社会基础，为建立新闻打假机制的建立，做引玉之砖。

　　一.从沙兰“手印”图片的出炉探寻假新闻图片产生的原因

　　2005年6月10日14时20分，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遭遇洪水袭击，这场灾难夺走了109条鲜活的生命，其中小学生105人。沙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镇，一夜间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在采访中，现场记者听取救援人员讲述有关手印联想的提示，将校舍墙上的手印拍了图片，并以手印的大小为主要求证依据作出了“遇难孩子在教室留下的手印”判断。于是 ，国内个别媒体的记者把教师办公区走廊上的这张手印图片说成是教室里的手印图片深夜发回了报社。6月14日，《新文化报》及国内几家都市报，均在头版刊发了这张手印的图片。《新文化报》图片的文字说明为“遇难学生在教室墙壁上留下挣扎的手印”，图片见报后的当日，在追记手印故事时，才找到了真正目击孩子们挣扎时在教室墙上留下手印的该校四年一级班学生赵明星，听他讲述了该班有名有姓的两名同学在教室内挣扎留下手印的经过：冒出水面奋力用手抓着洪水未淹到的墙壁，抓了好几下，就掉在水里再没有上来……实际上也拍下了该手印，但是，办公区的那4只手印比教室内这几只手印更具冲击力。就这样教师办公区走廊上的这张手印图片被张冠李戴成为“遇难学生在教室墙壁上留下挣扎的手印”。这张见报图片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共鸣，绝大多数读者被墙上触目惊心的手印震撼了。然而，几经细读，黑色手印使人产生一连串疑问。随后，该报摄影部主任迅速与前方摄影记者取得联系，请记者详细回忆手印发现的经过，并做进一步的追访。根据记者叙述，结合以往赴水灾现场采访的经验，他们认为有必要对手印做深入调查，还原事实真相，避免以讹传讹误导读者。于是要求前方记者拍下全部照片，不要做任何技术处理，以作出更准确的判断。测量手印大小，寻找知情人，对手印的真实性进行核实。15日晚，根据记者调查和传回的图片分析：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

　　在追寻“沙兰手印”的真实性的过程中，不禁引起我们思考，探寻假新闻图片产生的原因：

　　从“沙兰手印”事件，一方面可以看出我们记者职业技能的缺失，对捕捉到的信息缺乏应有的鉴别、分析和判断，同时作为记者的职业责任心不强，对新闻缺乏细致的观察和严谨求实的精神。在“沙兰手印”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前方的记者被表象所震慑，没有运用记者敏锐的洞察力冷静地观察思索，识别判定，只满足就地取材为我所用。如果我们的记者细致观察，就会发现墙上的手印的大小，所在位置及高度等等都与孩子手的大小及身高不符，这反映了我们工作中缺乏严谨认真的态度。我们在澄清“沙兰手印”的采访过程中，也听到了当地群众的反映，个别记者在洪灾现场，面对受灾群众，竟然大谈特谈此次采访可以在报社拿到上万元的奖金。在我们的媒体中确有部分记者利欲熏心，急功近利置事实真相于不顾，完全丧失了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损害了新闻记者的形象。

　　另一方面，从编采流程也可以看出我们编辑把关意识不够，对新闻图片缺乏一定的审慎力和求实的态度。应该说，近些年来平面媒体新闻图片的品位不断提高，读者的审美情趣，阅读欣赏的需求日益提高，因而出现了媒体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目的在于不断地满足读者日益增长地审美需要，对那些人物感情丰富和动作具有张力，构图严谨合理，画面具有视觉冲击力并且能够真实反映事实的感人图片的需求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图片，就是媒体需要什么样的图片。这两者的统一，表现在报业市场上的竞争尤为激烈。从实践和新闻图片传播规律来看，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亲和力、感染力、叙事力以及思想性、趣味性的新闻图片，应该是我们的记者、读者、媒体所求的图片。“沙兰手印”的刊发虽然是误判，但至少能说明：一方面我们的记者责任心的缺失，为追求视觉冲击力，求证似是非是，张冠李戴，将真正的手印没有给读者展示出来；另一方面，我们编辑审慎力的缺失，急功近利，违背新闻规律，对看似含金量高的新闻缺乏认真审慎的态度，也是造成媒体的失语的原因。

　　二．“手印”之争透视假新闻存在的社会基础

　　16日《新文化报》在头版刊发了题为《这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的稿件。于是，有关照片的真实性和记者如此操作是否有意义的激烈争论由此掀起。

　　稿子见报的当天，新浪等国内门户网站以题目为《独家报料：洪灾黑手印不是孩子留下的》的报道转载后，立刻掀起波澜，各种声音和争议接踵而至，手印是真是假并非讨论的第一焦点，焦点是有没有必要去核实它的真伪。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受众是从情感出发来看新闻，而新闻的宗旨是真实性，假新闻图片存在的社会基础一方面来自于读者 。6月16日、17日，某网站论坛上一家都市报的当事记者发出《关于黑龙江手印的原始图片出炉实录》和《黑手印再次回应“手印打假”报道之谬》两篇署名文章，通过讲述手印图片的出炉过程，回应《新文化报》对手印的质疑，把争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6月17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文涛拍案》栏目，主持人以《天灾人祸交相摧》为题评述沙兰水灾时认为，不管手印是谁留下的，都能让人们联想起当时孩子们是多么无助，多么害怕，并建议将这印有泥手印的墙保存下来作为纪念，让它成为中国的哭墙。随后便有网友回应，表示支持。新浪网友：“手印之争有何意义？媒体闲极无聊！是孩子的又如何？找到手印的‘作者’干吗？希望媒体不要再在手印问题上浪费时间了，也不要继续用记者的笔在人们已经伤痕累累的心上再任意切割了，我们无法忍受你们的无稽之争了。” 网易网友：是遇难学生的手印抑或寻找亲人尸体的手印值得争论吗？潜台词就是当心别有用心，被人利用。这种闪耀着“理性之光”的声音已经不止一次在角落里响起，只是声音里辨不出人性的呼唤。逝者长已矣，来者犹可追。无非是想推倒这面墙吧，一如克拉玛依将纪念碑变成广场，没有对死者的铭记，这最后一点死去的价值也不复存在。而迎接这个善于忘记过去的民族的是什么呢？也许又是十年后相似的悲剧。保留那面墙不仅仅是让我们记住曾经发生的一切，更是要让他们记住一个公仆的责任。

　　“西祠胡同”上发表的贴子言辞更为激烈，大家都把人文关怀放在了首要位置，但焦点仍是手印真伪的争辩是否有意义，也就是说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将真相公布于众。从这些争论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受众是从感情出发，对于沙兰洪灾而言，它毕竟使105个花朵一样的生命瞬间凋零，所刊发的手印图片唤起了读者对此情此景的合理联想——孩子们是那么的无助呀！而此时的悲情是不允许任何异样的声音给以伤害，更不能容忍有人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此时的受众需要这种图片来满足这种悲情的需要。

　　善良的读者对新闻事件的解读融入了主观情感，对新闻的关注程度超越了事件本身。这也可以说是假新闻图片得以理解、谅解、以至于宽容和存在的一个社会基础。

　　与这种争论相比，另一个声音似乎稍显微弱：作为新闻记者，最大的职责就是实事求是，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把真相还给广大读者，是是与非非，留给读者去评论。

　　但是我们的读者完全信任了媒体先期的报道，忠实于我们媒体的公信力，基本不具备或者不想开掘自己的判断力和辨识力。于是在媒体传播与受众之间出现了一些违背新闻规律的怪现象：一方面，从摄影术诞生至今的160多年间，人们一直认为摄影能够真实的反映自然景观和生活场景。照相机采用镜头成像把客观世界记录在胶片上，而且前提是要求摄影师必须深入现场去拍摄，由于摄影技术特点和工作方式，使得很多人对拍摄结果蕴含的信息深信不疑；另一方面，从中国新闻摄影历史来看，经历了建国初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摄影，由于在各个时期的作用不同，形成了中国特色。摄影活动受到了一些教条化的约束，走向程式化、格式化的套路，虚假而刻意美化的照片无疑玷污了新闻摄影最核心的真实性原则，以至于《80年代的沂蒙颂》（在老山前线，一位摄影者为了创造艺术性，让一位年轻母亲为伤员解怀挤奶，把这说成80年代的沂蒙颂。）《四川荣昌水灾》（1985年，四川荣昌县发生洪水，7月6日在洪水已退的情况下，一位摄影干事，请来一名战士和一位老婆婆，演绎救人场面。）这样的假新闻图片问世，受众对图片的认识也形成了一种定势，见怪不怪，新闻图片是真是假与自己关系不大。受众的这种完全听信于媒体的认从心理，是假新闻图片生存的土壤。

　　“手印”之争，受众可以不当回事，但作为新闻从业人员，却是一次无法回避的职业拷问。

　　一方面媒体从新闻的真实性出发，质疑的是记者的责任心，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编辑的审慎力；媒体只强化自己的传播和监督功能，而没有为接受客观事物的检验和人们的监督提供条件。

　　从《送鬼》（1952年 张平 摄）《辽宁盘锦抗洪抢险》（1985年 邓庆才 摄）《非典时期的婚礼》（2003年 邱焰 摄），到《西安大水》（2004年 王卫东 摄）为何一些有争议的或者是假新闻图片屡屡与读者见面呢？可以说，善良的读者宽容和编采的责任心的缺失，为假新闻的存在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认为最主要的还是监督机制的缺失，构成了假新闻存在的社会基础。

　　媒体只强化自己的传播和监督功能，除了自律谁来监督媒体？从我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因假新闻图片向媒体维权的案例来看，一般的媒体失语若对当事人产生明显的伤害，那么当事人除了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外，再没有其他途径，若对当事人无明显的个体指向，造成的伤害只是公共的，则没有任何人监督媒体。“沙兰手印”混淆了视听，造成了不良影响，给无数读者造成了伤害，对105个小生命以漠视，那么，谁来为他们维权？公众能监督谁？向谁监督？也只有通过网络，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宣泄自己的情感。就“沙兰手印”而言，若媒体不自律，那么“沙兰手印”的真相将永远难以见天日。

　　三．媒体人的自律是杜绝假新闻的有效途径

　　假新闻图片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和我们的新闻监管机制的缺失有关，但也和媒体人自身的素质自律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杜绝假新闻必须从我们自身做起。

　　首先媒体的自律可视为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前提下，教育从业人员，恪守新闻道理和伦理，有错必纠，不断提高新闻品质，不断为读者奉献高质量的有价值的新闻和信息。

　　其次应该有勇气正视自己的缺失，敢于自曝家丑。

　　在一些读者、网友，特别是同行的眼里，《新文化报》似乎做了一件傻事。像这样一幅有着强烈视觉效果和足以震撼人心的内涵丰富的“好图片”，有什么必要去质疑甚至否定它呢？同为国内的首发媒体，凭着它可以在读者中赚足眼泪，在同行中赢得尊重，特别是当它强烈的符号意味足以使其以“中国哭墙”的名义载入史册时，有什么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费心费力地去进行“自我否定”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必须是真实的。在新闻面前，真相神圣不可侵犯。作为媒体可以放弃一条可以引起轰动的“好新闻”、“好图片”，但我们不能放弃“新闻必须是真实客观的”这一基本原则。 为了寻找手印真相，6月22日《新文化报》再次走进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历时3天往返于沙兰—宁安—牡丹江三地寻访了百余名当事人，三进沙兰镇中心小学实地勘察，得出结论：黑手印不在教室，黑手印是在洪灾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营救人员留下的。  尽管留下手印的人至今还没找到，但“手印”不是在洪灾当天孩子留下的这一结论是毋庸置疑的。

　　再次用事实说话，尊重事实，尊重受众，建立媒体的公信力。客观的说，媒体需要公信力，而公信力源于真实。如果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即使你的行为是善意的,公信力也会丧失殆尽。因此，《新文化报》不管是在前期采访还是在后来的调查中，都尽可能地接近真相，这不仅是对广大读者负责，对在洪灾中被夺走的105位小学生鲜活生命的尊重，也是对都市报正在建立的公信力的小心翼翼地呵护。为此，《新文化报》又以《用手印拷问真实》为题，于6月29日将“沙兰手印”再调查的真相向读者公布，该文中写道：“由于我们的记者年纪轻，经验少，在发现手印后，没有做太多的调查、核实，便认定。又将误判传导给读者，以至导致误读。我们觉得有必要揭示真相，以求实的态度去探索，坚持自己的职业操守。从技术的角度讲，我们所探寻的‘真相’还没有最终呈现，然而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件值得做、必须做的事情，而且今后还将做下去，我们期待着读者的信任和同行们的理解，真心诚意地期待着。”

　　诚然，媒体的失语，需要非常的勇气来面对。还原真相，不仅不能丧失公信力反而会使受众更加信任，这也是媒体人自律的具体表现。

　　我们认为自律即是自重，也将受人尊重。《新文化报》的这一举动应该说，给我们在如何处理“坚持真实的新闻原则与炒作新闻制造轰动的关系”，“有错必纠与讳疾忌医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这种自律精神，尤其在目前我国尚未建立有效的新闻纠错机制和新闻打假机制的 新闻竞争中，应当给予肯定。为此，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贺延光在获知《新文化报》此举后，撰文向首发此作的《新文化报》表示自己由衷的敬意，这种敬意出自该报在读者质疑声中的那种职业立场和负责态度；陕西日报高级记者葛新德撰文说：向《新文化报》的勇气致敬，这种致敬也是出于媒体自律的产物，也是对媒体恪守新闻真实性的最后底线致敬。   

　　四．建立新闻打假机制是打造媒体公信力，塑造一支过硬的新闻队伍的客观要求

　　2005年9月，在平遥国际摄影节上，那幅被误判、误读、误导读者的有争议的手印图片，竟然又被冠以“新锐”的头衔，展示给读者，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发生在当时沙兰采访现场的一件事。原本在沙兰中心小学四年级一班就有学生们在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挣扎的手印，只因为这些手印没有那4只手印明显，也没有那4只手印有冲击力，而没有得到重视，致使真正的手印图片无缘与读者见面。由此看来，如果说6月份刊发的图片是误判，那么这次的展出就有有意误导读者之嫌，它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是误判、误读、误导和媒体失语的问题，而是“有用论”在作怪，即：无论手印真伪，都有助于反映灾难之深重，悲剧之惨痛，是不应该被质疑的。这种做法是在用一种虚假的细节去“点染”灾难、“包装”悲剧，其实是对灾难的轻慢，是对悲剧本身的不尊重，是一种对已逝生命的又一次的戕害，是记者的职业伦理与道德情操沦丧的问题。同时也暴露出我国没有相应的假新闻监督机制，惩罚措施，使得那些有意制造假新闻，践踏新闻真实性原则的业内投机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规避风险，逃避惩罚，进而危害社会。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有据可查的假新闻图片处理来看，除了对1989年《童养媳》的作者李锦作了取消当年全国十佳青年记者称号，当年优秀摄影论文奖；《四川荣昌水灾》的作者黄道明调离工作岗位；《辽宁盘锦抗洪抢险》的作者在报纸上检查以外，就只是在相关媒体公布了真相，再没有更严厉地处理。然而，2003年3月，发生在《洛杉矶时报》的一张合成照片事件，记者的命运就截然不同了，这个有着25年从业经验，并且获得过“加州新闻摄影协会2001年度摄影师”等诸多奖项的摄影记者布赖恩.瓦斯基，尽管事发后他懊悔不已，但却无法挽回被报社解雇的命运。

　　虽然我国目前已制定出不亚于美国《华盛顿邮报》图片处理的15条“军规”的《新闻工作者守则》，但还是不能震慑新闻从业者的心灵，威胁他的职业命运。实事求是地讲，目前我们所能知道的假新闻图片，都是被揭发出来的，且被媒体公布的，没有被发现的假新闻图片不知道还有多少！因此，我们应建立行之有效的打击假新闻的机制，一旦发现有争议的新闻，应由权威机构组织权威人士进行调查，定性，经查实后，对责任人除公开处理以正视听外，还要终身禁止从业。同时加强对新闻行业的监督，建立健全揭发假新闻的机制，培养受众的观察力和辨识力，从而摧毁假新闻的社会基础，使假新闻无处藏身，使我国的新闻事业健康发展。

　　（蔡勇系《新文化报》新闻摄影部主任）